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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心理學原理:觀點與應用(第三版)

[美]默里?萊文(Murray Levine) 道格拉斯?D. 珀金斯(Douglas D. Perkins) 戴維?V. 珀金斯(David V. Perkins)   繪:   譯:楊莉萍  

  • 開本:16
  • 頁數:440
  • 出版時間:2018-10
  • 書號:978-7-5444-8763-4
  • 定價:78.00
  • 叢書:
  • 品牌:
京東
內容簡介

本書是美國著名社區心理學教授默里·萊文,道格拉斯·D. 珀金斯和戴維·V. 珀金斯合作撰寫、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一部高質量的社區心理學教科書,現在引進的是2005年出版的第三版。全書由包括社區心理學的起源、理論和應用三大部分,包括導言、13章內容,包括社區心理學概述,生活是一場肥皂劇,社區心理學的起源,社區心理學的概念路線圖,生態學類比,環境的五種心理學構念,標簽理論,適應、危機、應付與支持,預防,自助小組,變革的問題,學校廢除種族隔離,社區發展等。本書是目前美國大學社區心理學課程*常用教材之一。更新和補充后的《社區心理學原理:觀點與應用(第三版)》包含了該領域*新的文獻、實證研究、問題和實踐,以及與這些相關的政策爭議。

新版仍保留了第二版的基本架構--對于社區心理健康和社區心理學范圍內不同主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進行整合--但刪減了某些晦澀難懂的術語,提高了語言表述的清晰度。它采取生態學的視角,將問題置于當前和歷史的語境中,以壓力、應對和社會支持模型作為整合性框架,對社區心理健康實踐、預防、自助和社區行動進行分析。

本書適合作為社區心理學、社會工作和心理健康專業本科高年級或研究生課程教材使用。


目 錄
引 言
社區心理學概述
社區心理學是什么
社區心理學不是什么
社區心理學原理
各章內容的組織


第一部分 社區心理學的產生與發展

第一章
生活是一出肥皂劇
心理問題的發病率與流行率
機構收容人口
精神衛生門診醫療
酒精濫用與藥物濫用
犯罪行為與受害人
兒童與青少年問題
醫療問題與慢性病
專欄1-1 對健康問題的心理社會適應:生殖器皰疹案例
天災人禍
婚姻和生育
離婚
經濟與就業
閑暇時間與價值變遷
美國社會的孤獨感
專業醫療資源的有限性
醫療模式的問題

本章小結

第二章
社區心理學之發端
心理衛生保健在福利制度中的產生
社區心理衛生運動
從社區心理衛生運動到社區心理學
應用社會心理學與反貧困之戰的影響
社區心理衛生運動的主要議題
去機構化
專欄2-1 無家可歸者
住院醫療的社區替代方案
專欄2-2 有力的社區支持
少數民族和其他服務不足群體
兒童與青少年

本章小結


第二部分 社區心理學的理論

第三章
一張社區心理學的概念路線圖
多倫溫德模型
壓力性生活事件
人與環境
結果
專欄3-1 貧窮、失業與社會問題
基于多倫溫德模型的干預機會
危機干預
強化心理調節的干預
強化情境調節的干預
誘發壓力性生活事件的個人心理特點
增大壓力性事件發生風險的情境
對壓力性生活事件的預防
本章小結
第四章
生態學類比
生態學作為一種范式
范式轉換
專欄4-1 生態學視角的社區研究
對于研究事業的意義
生態學原理
相互依存
資源流通
適應
專欄4-2 比利時吉爾的行為環境適應
自然演替
專欄4-3 中國香港養老住宅產業的繁榮
心理衛生與司法
司法作為生態學類比中的一個因素
適應司法變革
專欄4-4 兒童保護法變革的意外后果
生態學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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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不同于其他心理學書籍僅僅告訴讀者心理學是什么,《社區心理學原理:觀點與應用》(第三版)還告訴每一位閱讀此書的人,心理學研究能夠和應該怎樣改善我們的生活,為社會的良性發展提供怎樣的支撐?!敖鉀Q問題”是這本圖書的核心。無論你是學生、心理工作者還是社會工作者,只要你是社會的一員,只要你屬于某一社區,你就有必要翻開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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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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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精彩書摘

恥辱印記

造成偏常生涯的最后一個影響因素是附著在精神病人或康復者身上的恥辱印記(參見Goffman,1963)。依照舍夫的觀點,病人出院回歸社區后,曾經是精神病人的恥辱印記會一直伴隨著他(或她),就業也因此受到影響。同樣重要的是,很多人會根據精神病病史來解釋他們現在的行為。當自己的身份受到質疑時,他(或她)會感到很不舒服,而這種不安剛好為對方提供了證據,證實了他們的猜測。這些人很有可能再次入院治療,因為他(或她)從未完全祛除社會身份的污點。精神疾病所附帶的恥辱印記讓出院病人長期處在污名化的角色中,從而創造出生涯偏常者(careerdeviant)或慢性精神病人的角色。舍夫和戈夫圍繞污名對慢性失能的影響作用有過激烈爭論。舍夫的標簽理論強調這一點,而戈夫相信,人們對精神病康復者的行為反應主要還是基于精神病康復者當前的行為表現。

早些時候,對于曾經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人,除了非正式的約束,他們還會被強加很多正式的社會制裁,他們的自由因此受到很大限制。一個被確診的精神病人,不管其能力如何,都會被吊銷駕照,不能簽訂商品和服務合同,被禁止結婚,沒有資格服兵役。近些時候,殘疾人的權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Levy,Rubenstein,Ennis,&Friedman,1996;Stefan,2001)。除精神殘疾之外,職業和社會性的恥辱印記會帶來同樣的后果。曾經坐過牢的人攜帶著類似的恥辱印記。被判刑的成年人會比青少年受到更多的輕蔑。豪厄爾(Howell,1996)的研究發現,以成年人身份被定罪并在監獄服刑的青少年與那些接受未成年人司法系統懲罰的青少年相比具有更高的再犯率。在精神康復病人權益保護者看來,恥辱印記是康復病人重新適應社區最大的障礙。

標簽理論認為,恥辱印記使人長期難以擺脫精神病人的角色。重要他人總是根據自己對病人過往經歷的了解來解釋對方的行為。甚至在病人完全康復之后,其生氣、厭惡、爭論、喜怒無?;蛘呤∪杂锌赡鼙唤庾x為精神障礙的持續表現,或者是又一次發病的前期癥狀?;叵肓_森漢(Rosenhan,1973)的研究報告,假扮病人正常的行為也被醫護人員解釋成病態的,并在病例中作為心理障礙的癥狀被記錄。出于無聊而踱步被描述成焦慮,為了研究而記筆記被認定為強迫性寫作。甚至在假扮病人出院以后,以前的診斷仍然留存,假扮病人在病情緩解期一直攜帶著“慢性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癥”的標簽。借用戈夫曼(Goffman,1963)的話說,病人的社會身份徹底“被毀了”(spoiled)。

如果我們對污名化的影響有任何質疑,只需回顧參議員伊格爾頓(ThomasEagleton)的例子。在1972年的競選中,伊格爾頓被爆出許多年前曾接受過抑郁性精神障礙(depressivedisorder)的治療。隨后他被取消了副總統的候選資格。盡管在治療事件發生之后,他已經在公共領導職位上盡職盡責地工作了許多年,發揮了顯著作用,但精神障礙的恥辱印記仍然讓他失去了競選副總統的資格。

不只是公眾人物受到傷害。我們有一位心理治療師曾經為一名大約14歲的男孩提供心理治療,這個男孩有關成長的問題比別人多一些。若干年后,這個年輕人加入了海軍。他順利完成了基礎和專業訓練,并在各方面表現優秀。又過了幾年,他得到了晉升的機會,海軍需要對他的檔案進行安全審查。一名海軍情報官員聯系了他的治療師,想了解這個男孩幾年前接受治療的原因和性質。

恥辱印記和普通人的生活同樣相關。在愛渠危機(theLoveCanalcrisis)爆發初期,藍領家庭主動回避那些趕到事發地點給予幫助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他們拒絕填寫貼有心理健康標簽的表格,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緊張的情緒,而是他們擔心,如果自己接受幫助的話,鄰居會有什么反應。他們想說的是:“我不是瘋子!”(Gibbs,1983)。

即便是一個簡單的標簽也有可能帶來恥辱印記。法學教授斯凱爾斯特倫特(Judy ScalesTrent)是非裔美國人,她的膚色比較淺,很容易被誤認為是白種人。她講述了許多人在得知她是非裔美國人后對她的態度和行為的改變(ScalesTrent,1995)。

恥辱印記是導致生涯偏常最強有力的因素嗎?某機構通過田野調查和測量研究表明,最近這些年,美國人對精神障礙患者正變得越來越寬容。這類研究通常首先簡單描述不同類型的精神障礙,然后使用量表測量社會距離。量表會詢問諸如此類的問題:你能夠接受這樣一個人住在你的社區嗎?你愿意和這個人一起工作嗎?你會把自己家的某個房間出租給這個人居住嗎?你愿意這個人和你的家人結婚嗎?

采用這些方法研究所報告的結果并不一致(Socall& Holtgraves,1992)。大部分研究采用兩種不同的方法收集數據。其中一類研究,使用人物簡介來描述病人,要求被試以紙筆測驗的形式完成社會距離量表(SocialDistanceScale)。另一類研究采用面對面訪談的形式,先假設有這樣一個精神病人,再詢問被試對病人的態度。來自醫療背景或結構的研究人員傾向于使用面對面訪談,利用假設的精神障礙患者作為刺激,結果發現,公眾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態度正在改善。而社會科學研究者更喜歡使用自我報告問卷,這些研究一貫報告被試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消極態度(Roessler,Salize,& Voges,1995;Socall& Holtgraves,1992)。因此,有關公眾態度或樂觀或悲觀的報告與其說是公眾態度的真實反映,不如說是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者所接受的不同訓練的產物(Tebes,1983)。

僅從態度水平上看,至少根據量表分數和自我報告,對智障患者的恥辱印記可能已經由早些年的高水平有所下降(Skinner,Berry,Griffith,& Byers,1995)。由美國精神病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和美國精神病患者聯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Ill)(參見本書第九章)領導的以減少精神病患者的恥辱印記為目的的公共教育運動對此功不可沒。我們對人們表達出來的態度和實際行動之間的關系知之甚少。有關精神疾病問題的公共教育可能影響了人們愿意在問卷上填寫什么,但是他們的行動并不總是和他們表達出的態度完全一致。

有研究表明,精神障礙患者的家人與一般民眾相比對精神疾病有著更多的寬容。雖然如此,家庭成員仍可能會出于個人考慮隱瞞有家人曾經住院治療的歷史。泰貝斯

(Tebes,1983)通過大量文獻研究發現,家庭成員經常減少對精神障礙患者的訪問頻率,并且許多家人不愿意接受患者回歸家庭。由恥辱印記造成的排斥和與精神病患者打交道的壓力很難清楚地區分開。泰貝斯認為,家人之所以排斥精神病人,主要是因為照料病人會帶來身體、經濟和心理等多方面的負擔。這種解釋比強調由恥辱印記造成的排斥似乎更為合理。

那些潛在的鄰居、雇主、房東和其他與患者打交道的人的處境與家庭成員有所不同。許多訴訟案件反對分區條例(zoningordinances),即把收容智力殘疾人的團體之家(grouphomes)趕出居民區。(美國最高法院在1985年就判過這樣一個案子:得克薩斯州克利伯恩市訴克利伯恩生活中心;CityofCleburne,Texasv.CleburneLivingCenter,1985。)分區條例的存在反映了社區居民的態度。人們害怕自己受到傷害,害怕自己的房地產貶值,但這些害怕似乎被過于夸大了。

就拿智力缺陷患者來說,研究表明,團體之家的存在根本沒有或很少能夠影響到附近房地產的價格(Wiener,Anderson,& Nietupski,1982)。研究同樣表明,住在團體之家的智力缺陷患者和警察打交道的概率遠遠低于社區普通居民和警察接觸的頻率(Uhl&Levine,1990)。每當要在一個社區建立團體之家的時候,聽到的幾乎全是社區反對的聲音。建設團體之家的計劃很可能因為本地人的反對而擱淺。但是,一旦團體之家建設起來,后續追蹤研究表明,鄰居們不久之后就會對它變得積極,或者不再關心這件事。假設團體之家的建設真的產生了不良后果,那么,鄰里的反對應該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的。因此,最初的態度看似帶有偏見,卻是基于恥辱印記,而不是以建設團體之家可能帶來的真實性后果為依據的。

雇主可能會給有精神病史的雇員貼上恥辱印記,從而使得病人康復之后難以獲得工作。布蘭德和克萊伯恩(Brand& Claiborn,1976)安排四名本科生和兩名研究生去應征零售業崗位的空缺。每個學生參加了六次面試。其中,在兩次面試中,學生提出自己作為肺結核康復病人的經歷,兩次面試他們說自己是刑滿釋放的犯人,另外兩次面試,他們把自己描述成精神病康復者。研究者對這些研究助手的衣著言行進行訓練,使它們和每種角色一致。研究結果顯示,前肺結核病人獲得工作的概率達到75%,而那些自稱是刑滿釋放犯或精神病康復者的學生獲得工作的機會為58%。這表明,雖然雇主有可能雇用精神病康復者去做某些工作,但是在作雇用決定的時候,他們仍然會遇到某些阻礙,盡管這種阻礙并不會比刑滿釋放犯遭遇的更糟糕。在這項實驗中,研究助手應聘的崗位都屬于入門級的工作。如果再做重復實驗,提供需承擔更多責任的崗位,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需要注意的是,舍夫的模型應該適用于任何形式的偏常。

格布哈特和萊文(Gebhard&Levine,1985)編造已被雇用者的簡歷,然后問學習管理的學生,他們是否會提拔這些簡歷中描述的雇員到某個責任更加重大的崗位。在第一份簡歷中,雇員被描述三年前曾因為膽囊手術而失去工作;在第二份簡歷中,雇員被描述成曾因酗酒而失去工作;在第三份簡歷中,雇員同樣被描述成曾因酗酒失去工作,但現在已加入嗜酒者互誡協會(AlcoholicsAnonymous)。除了這些,三份簡歷中的其他內容完全相同。結果表明,酗酒者的標簽顯著減少了雇員獲得晉升的機會,即使簡歷上顯示他有著良好的工作表現,并且最近三年都沒有發生酗酒問題。這個研究原本假設加入嗜酒者互誡協會有助于消除污名,但該假設最終并未得到證實。

康復病人的社會關系會受到標簽效應的影響。佩奇(Page___________,1977,1983)打電話給那些在地方日報刊登房屋出租廣告的房東。如果打電話的人承認自己曾經患有某種精神疾病,房東就會立刻喪失積極性。在其中一個研究中,打電話的人僅僅是口吃,但這一事實便已經足以減少對方積極回復電話的可能性(積極回復電話是指告知還有房間可以出租,并且鼓勵來電者預約時間去看房子)。換句話說,任何偏常狀態都會造成恥辱印記,從而減少偏常者獲得積極回應的機會。

佩奇(Tebes,1983,pp.70—71)回顧了大量對污名化效應的田野和實驗室研究后得出以下結論:

對標簽效應的研究顯示,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被貼上精神障礙標簽的人和周圍對此作出反應的人,其雙方的觀念和行為都會受到標簽貶低作用的顯著影響。這種作用使得被標記者感到被拒絕。一方面,未被標記的社會參與者通常知道對方曾經偏常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被標記的人預期自己會受到他人的排斥和/或者回避,當被標記的人是男性時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如果康復病人相信,周圍人了解自己偏常的歷史,他可能會主動疏遠別人,而這種行為方式本身就容易誘發拒絕,使問題進一步加重。很顯然,只要有可能,精神病康復者就會盡量隱瞞自己的身份。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如戈夫曼(Goffman,1963)所說,這樣做本身需要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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